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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都没有,光有金钱是不行的。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这确实是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现在我们为了发展敦煌的事业,特别注意培养人才,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正因为求人难,所以我们都想办法自己培养。简单来说就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樊锦诗: 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对她有着深深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要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年轻人还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所以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培养,比如他大学毕业后我们让他念硕士甚至是博士甚至是送出去,津贴不给了工资还给,学费还由我们付,所以他也很受感动,也愿意回来。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许多的人。人民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张和平委员,张委员您好,有一种说法: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减人、减钱、甩包袱”,部分改革院团甚至有抵触情况。我们知道北京人艺通过改革让精品力作频出,您说过“真改革才有真出路”,您认为应该如何深入院团改革?北京人艺将迎来60华诞,会有哪些庆祝活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谢谢。张和平: 首先我想借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全国人民60年来给予我们北京人艺各方面的支持与关爱表示感谢。我们的名字叫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人民就什么都没有,人艺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文化积淀的艺术院团,文化体制改革是我们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显然,作为国有艺术院团在这样一场变革中是一个重头戏。张和平: 刚才我提到了人艺的历史积淀,同时她也因为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弊端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班子和队伍的不团结,没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所以也曾经一度被社会诟病为“一锅粥”。随着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在2008年我们又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以艺术生产为中心,落实“三个提倡”,实现“一个目标”这样的口号。在这样的工作思路当中,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在用人和分配机制上的改革。2010年我们再次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在刚才所说到的六个机制改革基础上又提出了从六个方面进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前后一共11个方面。张和平: 由于这些机制方面改革的实施,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调动,可以说在社会上、影视界都成名立万的所有演员整建制地回归了舞台,全面承接了老一辈艺术家打下的江山,我们恢复了20多部经典剧目,包括《雷雨》、《茶馆》、《北京人》、《日出》等郭老、曹禺的所有剧目,我们拉开大幕就可以演。在继承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有所进取,这几年我们也推出了《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特别值得一题的是《窝头会馆》票房达到2268万元。人艺是以出人出戏为宗旨的,票房不是决定一切的,而这些年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数字上也能进行了佐证,人艺多年来票房徘徊在1280万元左右,2008年达到1439万,2009年达到2767万,2010年达到3200万元,2011年3227万元,截至昨天,今年的票房已经达到1065万元,也就是前两个月的票房已经快赶上原来近一年的票房了,应该说这是机制改革的成果。所以这也证明了刚才记者提到的我曾经所说过的: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张和平: 人艺建院60年以来在各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今年人艺在6月12日将迎来建院60年的日子,我也披露一点今年重要的活动,我们将从10个方面纪念我们的院庆,6月12日也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院60周年的纪念大会;另外人艺主要还是演出,人艺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叫“拉开大幕才是真的”,今年将要在首都剧场舞台上演21部戏,包括《龙须沟》这部人艺60年前的开院大戏,年底以《全家福》收关,全年分四个板块:辉煌起点、永恒经典、他山之玉、走向经典这么四个板块,演出232场,这也是人艺历史上的第一次。张和平: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人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就是在大家所知道的首都剧场的基础上,经过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也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将要在原址的基础上向东移再建两座剧场,一个是650人的中剧场,还有一个350人的小剧场,再加上两百多个停车位,以及三个新的排练场,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国际戏剧艺术中心,这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鼓舞的事情了。同时这个剧场绝对不只是属于我们北京人艺的,应该是属于全国戏剧艺术事业的,我们也相信这个剧场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张和平: 今年我们在怀柔有一个20多亩的地建成一个北京人艺舞美创作基地,在那里将建两个各1000平方米的摄影棚,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思路:舞台和影视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能够相互借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人艺的老院长有一句话:“骆驼坦步,龙马精神” ,我们也将用这样的姿态开创人艺更好的明天。谢谢。江苏卫视记者: 请问单霁翔委员,我们在两会采访中听到不少的代表委员在讨论中都有这样的担忧: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会不会在一些地区被曲解为文化的大运动或者是文化产业圈钱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您可否以故宫为例呢?我们今后将采取什么比较好的措施来平衡商业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之间的关系?谢谢。单霁翔: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很多矛盾都在显现,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态度来对待文化遗产在今天社会中的突出作用。如果把文化遗产过于经济、过于功能地考虑,那就会使它真实的、永恒的价值受到影响。如果以文化作为对未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考虑的话就会更加慎重。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单霁翔: 对于故宫这样的遗产也会有同样的忧虑和期盼,刚才樊锦诗院长谈了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究竟为什么和究竟如何保护的问题,故宫也是,因为她是有着87年历史的博物馆,她更是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她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对于她的思考就不能用短期的行为来衡量,而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她每走一步要走得实实在在,要走得扎扎实实。比如我根据故宫总体规划大纲所修订的故宫完全修缮后将扩大开放面积30%,也就是2020年要达到开放60%,这是经过批准的规划,但是究竟如何开放还需要我们的智慧来进行具体的考虑。比如如何消减日益增长的人流的压力。1949年故宫参观者100万,2002年故宫参观者达到700万,去年达到了1420万,我真不敢想象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将会有多少参观者。我们只有一个故宫,我们要为所有来故宫参观的观众做好服务,但是我们要把故宫永恒地一直传给未来世代,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比如敦煌石窟刚才樊院长也面临人流和保护的压力,听了后我也很受启发。单霁翔: 故宫也有一些空间,近年来经过修缮但是没有敢对外开放,为什么?比如像雨花阁,比如像倦勤斋,比如三希堂,大家知道三希堂很有名,但是只有七八平米,如果进去七八十人就被踏平了,她就没有未来了。樊院长所做的工作,对于珍稀的文化遗产能够传播给社会公众更多的文化信息,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思考。我们也把倦勤斋、雨花阁、三希堂做成了数字故宫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和观众自己的点击,自由游览这些不能进去的殿堂和场所。单霁翔: 当然,更多的像红墙里面的办公室,在2016年将搬到紫禁城红墙以外的区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空间让给观众,比如在不久将来能够实现的乾隆花园、慈宁宫花园、慈宁宫等都将做出预案,在开放和保护中找到平衡点。单霁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很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时,热衷于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的比如仿唐一条街、仿宋一条街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方向。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投入放在真实的、亟待保护的那些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真实文物上。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些文化遗产只看作是被怜悯的保护,而应该把她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单霁翔: 最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教授在2007年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我们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也提出:要使当今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它应该是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最有尊严的地方。单霁翔: 第二,文化遗产也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对这一点原来还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200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本文化遗产蓝皮书上表示,今天国家对文化遗产每投入1产出是8.1,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应该说文化遗产也要通过它的保护成为时代的强者。单霁翔: 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刚才记者谈到,一定要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只有广大群众从文化保护中得到利益才会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更大的好处。谢谢。香港大公报记者: 冯主席经常提到文化自觉性,现在各地方政府经济自觉性比较强,但是文化自觉性比较差,请问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性?第二个问题,各地区先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当然这也拉动了GDP,但实际上文化遭到了破坏,怎样解决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的问题,谢谢。冯骥才: 刚才几位记者都谈到,我们最近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有那么一种“跃进”的形势,也就是各地方一哄而起。各地方的积极回应是好的,我们需要这种回应,但是怎么做文化的事情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最终文化的本质是积淀而成的,刚才我说了文化强国的标准和目的,但这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达到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给一个人100万就富裕起来了,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有气质是很难的。樊老师搞敦煌,敦煌从初唐到盛唐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一两代人才能达到的文化目标,所以这里面应该反省的两个问题:一是必须承认;二是政绩观的问题。你为谁做政绩,是一个良性的政绩观还是不良的政绩观?如果很好的事情落到不良的政绩观里一定会变味。冯骥才: 比如申遗,我们当然要申,我是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我们从十几年前开始全国性的拯救遗产,把我们56个民族的遗产一项项整理出来,现在已经建立了四级名录七千项,不可想象啊,我们国家一级的1300项,韩国人从1967年搞非遗到现在100多项,我们不跟他比数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文化板块丰富,气候多样,我们的历史长、复杂,所以我们创造的文化遗产一定是丰富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因为一开始是不良政绩驱动的,那么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了之后就没人管了,实际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保护才应该开始,因为你已经确定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了,而如果当成政绩驱动那就没人管了。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文化遗产是极少数的跟产业相关的,包括有的地方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比如现在还有一个词我个人是不大赞成的,就是文化产品、艺术生产这个词,你说贾平凹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你能改成贾平凹生产了一部优秀的文化产品吗?多荒谬啊。冯骥才: 所以如果是利益驱动的,那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很多地方的皮影已经不是用手了,而是用机器压了。有人问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出来的,所谓的民族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一个只为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必须有精神。比如今天我跟文化部的领导同志提出:我建议把申遗的“申”字加一个宝盖变成“审遗”,我们有多少的遗产已经变味不再是遗产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遗产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代。冯骥才: 所以我们要从价值观上反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问题。今年两会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他应该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不见得是学者,他有一定的修养,有文化的理解力,他应该是热爱文化的,不热爱文化的人怎么能把主管文化这个工作做好呢?我记得去年记者招待会我就提过,我建议报纸把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这两个不能搁在一起,搁在一起的结果一定只有娱乐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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